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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莫高窟雕刻时光的年轻人

来源:[db:来源]作者:新闻库来源发布时间:2020-12-16 图①:李晓洋在修复雕像。 资料图片 图②:樊雪崧在查阅资料。 魏 力摄 图③:薄龙伟在做数据采集。 孙德强摄 图④:俗称“九层楼”的莫高窟第96窟窟外木构建筑。 资料图片……

  图①:李晓洋在修复雕像。
  资料图片
  图②:樊雪崧在查阅资料。
  魏 力摄
  图③:薄龙伟在做数据采集。
  孙德强摄
  图④:俗称“九层楼”的莫高窟第96窟窟外木构建筑。
  资料图片

  在敦煌,时间是一种特别的存在。

  时间是静止的,上千年的文明仿佛凝固在一尊尊雕像、一幅幅壁画上;时间又是流动的,一代代莫高窟人在这里孜孜以求,奉献青春。

  据敦煌文献《莫高窟记》所载,十六国前秦建元年间,禅师乐僔途经敦煌三危山,在此地开窟修行。此后渐渐有僧人、民众来此开窟造像。有人认为,“莫”原指“漠”,意为“沙漠的高处”。后因“漠”与“莫”通用,故改称为莫高窟。

  莫高窟,对游客来说,是新鲜的奇观;对坚守在这里的文物保护利用群体而言,却是真实的生活。

 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,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莫高窟,被敦煌艺术所吸引,选择扎根大漠。常书鸿、段文杰、樊锦诗……莫高窟人将青春留在敦煌,让风沙染白两鬓,以实际行动诠释着“坚守大漠、甘于奉献、勇于担当、开拓进取”的“莫高精神”。

  如今,新一代的莫高窟人正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,在这里挥洒青春,书写崭新的篇章。

  敦煌美术研究者樊雪崧:

  “希望为敦煌艺术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,以回报历代无名工匠”

  从敦煌城往东南25公里,经过一片茫茫的沙漠,就到了鸣沙山东麓,那座标志性的“九层楼”映入眼帘。崖壁上700多个石窟静立,散发着神秘的光芒。8年前,硕士毕业的樊雪崧第一次来到敦煌研究院面试,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,扎根大漠。最困难的时候,他们在戈壁沙漠中种粮,寻找锁阳、草籽等植物充饥。如今的莫高窟,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。参加工作后,樊雪崧住进了一室一厅的单身宿舍,浴室、厨房一应俱全。

  硬件设施虽有了很大的提升,但生活还远远算不上丰富。每天宿舍、单位、食堂“三点一线”,下班后,除了宅在宿舍看书、上网,就是在“九层楼”前散步。周六周日是采购日,他们结伴坐班车下山,买零食、饮料、小家电……跟搬家一样往宿舍搬东西。

  孤独,是莫高窟年轻人的日常。冬天,莫高窟的游客少了,天一暗,万籁俱寂。“遇到沙尘暴天气,沙子从关着的窗户钻进来,人一连好几天都出不了门。”樊雪崧说,“这样的日子久了,很多人见了人也不爱多说话了。”

  莫高窟的年轻人有自己的消遣方式。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。这里的年轻人多少带点浪漫情结。爬沙山、走孤道,从研究院到敦煌市区,他们可以徒步穿越沙漠,从早上6点走到下午1点。

  也不是没有动摇,毕竟远离城市,家人要多陪伴,孩子面临上学,这些现实的问题,年轻人也会考虑。“但莫高窟有很好的学术平台和丰富的学术研究资源,这是让我留下的重要原因。”樊雪崧说。

  在莫高窟第254窟的南壁上,樊雪崧一次次观看舍身饲虎的故事。壁画采用“异时同图”的形式,将所有情节都置于一幅画面中。光从石窟外照进来,绚烂的颜色、严谨的构图、强烈的共情,都给樊雪崧无比的震撼。他一次次地观摩壁画,每一次都有新感受。

  壁画的精妙,在樊雪崧看来,是一种精神。

  在敦煌的岁月,樊雪崧找到了自己的方向——研究美术。在岁月的变迁中,是什么力量让敦煌艺术诞生于戈壁荒漠的深处?在文明交流互鉴中,敦煌美术又记录下哪些珍贵史料?带着这些疑问,他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攻读博士,师从费泳教授。“希望为敦煌艺术研究出一份微薄之力,以回报历代无名工匠。”樊雪崧说。

  VR制作师薄龙伟:

  “用数字化手段,让敦煌艺术焕发新的活力”

  “是什么让你留在敦煌?”

  这个问题,薄龙伟也问了自己好多遍。2012年,从南昌大学影视动画系毕业后,薄龙伟冲着敦煌离家近,来到研究院工作。那一年,敦煌研究院招收了16个人,薄龙伟是其中的3个女生之一。她记得,班车接着新人们来到研究院,“路上一片荒凉,车开了好久都没到,我都快绝望了。”在参加新人培训时,面对密集的石窟知识、浩大的艺术宝库,薄龙伟有些发蒙:“我对莫高窟知之甚少,感觉很惶恐。”

  改变发生在2014年。当时,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改名文物数字化研究所,薄龙伟负责石窟的VR全景制作。数据采集、后期制作、相关研究性课题……都由他们几个人组成的团队承担。

  她就这样一头扎进了洞窟,做起敦煌石窟的数字化。“小洞窟数据采集需要一到两天拍摄,大洞窟需要两三天,后期制作还需要两三天。VR还需要加入语音讲解、图片展示、小视频等,一个就得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。”薄龙伟说。就这样,一点点、一个个,她所在的小团队完成了200多个石窟的VR制作。

  改变就这样悄然发生了,以前进入石窟,她转一圈就走了,现在她一进洞窟就半天出不来。看绘画方式,研究构图方法,对比不同朝代的用色、下笔……不知不觉,她就可以看上好几个小时。之前进石窟看不出门道,现在只要一进洞窟,她就能大概判断是什么朝代的石窟。薄龙伟形容这是“内心的改变”:“进洞窟状态不一样了,我变得爱看壁画了,进了洞窟就觉得清净。”

  她喜欢壁画上的小动物。294窟壁画上有一只朱雀,因为年代久远,颜色褪去,没了光彩。在对洞窟进行数字化过程中,她将朱雀的线稿调出来,根据之前的研究成果给朱雀填色复原。看到小小的朱雀在屏幕里活起来、动起来,她的喜悦无以言表。随着时间的流逝、环境的变化,石窟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,壁画也在慢慢消失。“用数字化手段,可以实现敦煌石窟文物的永久保存、永续利用,让敦煌艺术焕发新的活力。”薄龙伟说。

  在研究院,她收获了友情,年轻人凑在一起聊天、喝茶、做饭,其乐融融。让她高兴的是,当年和她一起进入研究院的16个同事,一个也没有离开。她也在这里遇到了爱情:她在61窟拍摄,他在66窟修壁画,他一下子看见了她。如今,他成为她的丈夫,他们的孩子3岁多了。

  薄龙伟计划就196窟的本生故事做一个敦煌壁画故事绘本,那是一个褒善贬恶的故事。她想将壁画故事做成儿童绘本,讲给孩子听。

  敦煌的气候并不舒适宜人,尤其是对于爱美的女生。夏天光线格外刺眼,需要戴墨镜、口罩,冬天天寒地冻,需要裹长羽绒衣。但这里,有薄龙伟最爱的雪天。下雪天,她会爬到三危山上,雪飘落在远处的沙漠、飘落在近处的石窟。天地间空无一人,眼前一片纯净、雪白,一切都好静、好美。

  壁画修复师李晓洋:

  “壁画也是有生命的,我们要善待它们”

  一边是绵延的石窟、一边是浩瀚的星空,敦煌的夜晚是如此璀璨、如此奇幻——这是李晓洋从小就熟悉的星空。1989年出生的李晓洋是在敦煌长大的孩子。他的爷爷李云鹤,是敦煌研究院壁画修复大师,参与修复壁画近4000平方米,修复彩塑500余身,当选“大国工匠年度人物”。

  尽管是个名副其实的“敦煌三代”,但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,并非李晓洋最初的人生设计。高中出国,室内设计专业毕业,他本想着在外闯闯。作为家中独子,他是被父母劝回敦煌的。

  来到敦煌研究院上班,李晓洋的第一课是和泥巴。因为做石膏没有达到要求,一向和善的爷爷发了脾气。在李晓洋的印象中,“这是爷爷第一次对我发脾气”。

  对修复壁画的兴趣,发生在真正接触这门手艺后。

  2015年冬天,李晓洋参与了莫高窟360窟的壁画抢修。360窟在莫高窟不算一个大窟,大概有40多平方米。李晓洋刚进入360窟的时候,壁画起甲(指壁画颜料层与绘制颜料层的泥层脱离并卷起的一种病害状态)非常严重。经过他们团队持续一年多的工作,第二年5月工作组照例拍摄了修复后的照片。回到办公室,看到壁画修复前后对比图,李晓洋惊呆了。这是主室北壁西侧的壁画,色泽鲜艳、构图精巧,画中人物的鼻子、眼睛栩栩如生。虽然有些颜料层脱落了,但整体画面妙不可言。“那一瞬间,忽然觉得很震撼。”李晓洋说,“这件事情后,我忽然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了。修复能把壁画原来的样子展现给大家,很有成就感。”

  壁画修复是一件非常耗时的工作,“一个工程耗时几年,是很平常的事。”李晓洋说。在外人看来,他们面对墙壁,波澜不惊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,指尖涌动着波涛汹涌,稍有不慎,就可能对壁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。“爷爷常跟我说,壁画、塑像就像病人,我们就像是医生,它们生病了,才需要我们去修复。”李晓洋说,“别看它们不会说话,壁画也是有生命的,我们要善待它们。”

  颈椎不好,是久坐落下的职业病;与家人聚少离多,是修复工作的常态。但年轻的李晓洋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:除了在莫高窟修壁画,甘肃天水、河北曲阳、山东泰安、四川成都…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,他还参与了援外项目。

  2017年,李晓洋离开敦煌研究院,组建了自己的修复团队。

  尽管离开了敦煌研究院,但李晓洋的心还在莫高窟,觉得自己离莫高窟的星空仍然那么近。“今年是修复壁画的第九年,我感觉每一个新项目都是新的起点、新的尝试。”李晓洋说,“修复壁画已经变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,接触越多越热爱。”

  “坚守大漠、甘于奉献、勇于担当、开拓进取”的“莫高精神”,也是李晓洋的座右铭。带着这些“财富”,他选择继续面壁而“修”。

  版式设计:张芳曼


 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20年12月13日 05 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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